作家也有自己的品牌，像余秋雨、王朔、贾平凹等人，并非每一部作品都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实际上每出一部书读者都想买来看。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作品，就像印钞票一样。
作家陈村认为，有些书不会一时洛阳纸贵，但会常销。有一些卖得很好，但可能不久就到了旧书摊。
华艺出版社制定的版税比较高，比如王朔的作品，首印10万册以上，支付12％的版税。有人认为华艺在哄抬稿费，金丽红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出版社不考虑市场的回报而去捧某一个作家。
在互相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版社和作家这对合作伙伴中，既有矛盾，又有友情。老作家高玉宝把出版社比作自己的家；柳建伟说：“出版社对我恩重如山。”
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版社和作者是“鱼水关系”。出版社看重作品的质量、作者的知名度以及市场的前景；作者关注的是出版社的品牌、发行能力以及版税比例。于是发行量多少成为出版社与作者相互选择的标准之一，因为发行量既能体现出版社的实力，又能说明作品在市场的占有份额。一般图书与畅销书的发行量大致相差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为了解相关情况，记者采访了部分出版社和作家。
“拿到他们的作品，像在印钞票一样”
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说，作家社一般的书印数也在上万册左右。长篇小说如贾平凹的《怀念狼》、张平的《十面埋伏》都能发行到20多万册，余秋雨的散文《霜冷长河》发行到近50万册，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秦文君的小说系列发行近20万套。
白冰认为影响发行量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作家知名度。作家在社会、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是畅销的重要因素。第二，作品本身的品质。如果是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高，一般会有好的市场价值。第三，是否填补文化市场的空白地带。如果作品创新，会有很好的市场效应。第四，获奖是畅销的一个因素。比如《中国制造》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十面埋伏》和秦文君的小说系列获优秀畅销书奖，这本身就是宣传。第五，与编辑参与全程的策划、促销也有关系。第六，多媒体联动的效果。像《智圣东方朔》，在网上有10万人点击，出版后也很畅销。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在电视台打响，书也很畅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办公室主任黄宾堂说，历史小说《李自成》发行了6万多套，200多万码洋，算是中青社发行比较好的。他表示，出版社在选择作品时主要考虑整体质量、写的是否是百姓关心的事情。像《李自成》，是作家姚雪垠一生精力的投入，多年磨一剑，百姓当然认可。有的作家一年出几部，质量就难以保证。另外读者对精品有一种潜在的期待。作家也有自己的品牌，像余秋雨、王朔、贾平凹等人，并非每一部都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实际上每出一部书读者都想买来看，几乎都能畅销。说句开玩笑的话，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作品，像印钞票一样。作品题材也很关键。如果作者名气不是很大，题材抓人同样可以有较大的发行量。
华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系列名人的著作：白岩松、敬一丹、刘恒、余华、王朔、吴小莉……而且“基本没砸过”。该社副社长金丽红说，最重要的是首先得让读者满意。“只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伟大的作家。”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每部都是好作品，可能会有些起伏，发行量基本在10万册上下浮动。王朔当时对《看上去很美》提出10万册的起印数，华艺出版社主动增加到20万册，后来还在不断加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已经加印了9次，在名人出书热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随便找某一位名人出书。只要书的质量好，再做好宣传，就会有市场。最近华艺出版社准备出版刘恒的剧本《美丽的家》，金丽红说：“我特别相信刘恒的能力，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经得起推敲。”
作家陈村认为发行量的多少与读者的年龄层次、关心的问题、希望有什么样的文章节奏等有关。目前买书的多数是年轻人，四、五十岁的少一点，当然也不绝对。像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看起来苦巴巴的，没什么时尚的因素，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有些书不会一时洛阳纸贵，但会常销。有一些卖得很好，但可能不久就到了旧书摊。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出版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主，兼顾地方题材。副社长黄国营说，一般小说的发行量参差不齐，越是纯文学的质量越低，越没有市场。一年全国有几百部长篇，平庸的太多，有点质量的也就占10％，有10％发行到1万多册也就不错了。畅销的、能发行10万多册的也就占3％—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1995年开始抓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总体还是靠质量取胜，《兵谣》、《兵家常事》、《西北望》、《走出硝烟的女神》、《亮剑》发行都不错，今年出了一套军旅女作家长篇小说，包括《我在天堂等你》，发行量也比较大。
云南人民出版社图书发行部经理项万和认为图书市场跟作家的写作状态有关。以前的小说读起来让人放不下，现在好像很少有这样的小说了。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郏宗培说，该社长篇小说的发行量一般在5000册左右，往往发行1000册后就动得很慢，成为库存书。长篇小说第二次重版的不多，估计占到30％左右。累计来看，最近几年陆文夫、韩少功、张炜的作品以及钱宁的《秦相李斯》发行量还可以，纯文学的长篇小说还是凭借创作实力，不会发行量爆长，特殊的不多。酒好也怕巷子深。如果题材好，再注重宣传，应该有读者，发行量也会相对增加。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王锐说，人文社近年发行量比较大的有钱钟书的《围城》、陈忠实的《白鹿原》，都在几十万册以上。她认为影响发行量的主要因素是书的质量好，不是应时之作，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作家的知名度实际上代表了作品水平，比如王蒙等作家的作品比较成熟，阿来的《尘埃落定》首发也在5万册，后来陆续加印了3万册。他们的作品基本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但对于不熟悉的作者就不好把握市场情况了。
谁的作品版税高
国家规定版税在8％—10％之间。看上去白纸黑字，明文规定，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出现诸多问题。版税一般由作者和出版社共同商定。作家会选择什么出版社？对出版社提出什么要求？读者只看到了摆在书架上散发着墨香的书，却很少了解其中内幕。
华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说，出版本身是经济行为、市场行为，得按经济规律走，选择作品关键是对市场判断准确，一切跟着市场走。根据多年的经验对作品市场情况的估计，一般作者的知名度占市场份额的50％，作品内容占50％。华艺出版社制定的版税比较高，比如王朔，首印10万册以上，支付12％的版税。有人认为华艺在哄抬稿费，金丽红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出版社不考虑市场的回报而去捧某一个作家，出版社首先要考虑读者以及中间环节。有些作品是值得付比较高的版税的，而且我们只要看准了作品市场，提前预付版税的情况也有。即使对有争议的作家也是如此，像王朔、金庸、余秋雨，因为这些争议正是读者要看的。
稿酬和版税是稿费的不同支付方式，版税按码洋计算，稿费按千字计算，都是根据作品的市场情况而定。华艺出版社是较早实行版税支付方式的出版社，1991年底出版王朔的文集时，王朔第一个提出来用版税支付。当时他们觉得很新鲜，按当时的市场来说，文集是45元一套，起印1万册，一笔支付4万元的版税，算是比较高的。但是经过充分了解市场，大体估算了一下，也就支付了。后来的作家基本都跟着这个走。“作家跟出版社较真的不是版税的百分比，重要的是起印数。他们希望起印数高一些，一下占领市场，可以控制盗版，但出版社为了保险起见，会先印一部分，加印时再告诉作者。所以两方面要互相体谅。起印数太低，对市场估计不充分，会对作者造成损害，给盗版造成可乘之机；起印数太高，在市场上一下达到饱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卖不动。
作家出版社的版税按国际惯例为8％—10％，因作品不同，有的差一、两个百分点。作家有比较好的作品，会答应版税提到12％。白冰说，制定版税时要考虑经营上的风险问题。风险由作家和出版社共同承担，版税随销量而定。作家大都关心起印数和出版社实际的营销能力，而不会单纯追求版税的百分点。如果百分点高，市场做不起来，也是不会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的。实际上，如果出版社做得好，发行量往往会超过作家想象的起印数，所以作家连起印数也免谈了。出版社如果做好了，形成品牌，很多工作会形成良性循环。
黄宾堂对中青社的版税和稿费的支付作了详细的说明。一般作者的版税是按8％—10％，经双方协商而定。对发行有信心，会选择版税，有的书发行量不大，可能会选择稿费。发行量大，版税也会水涨船高。稿费的支付一般千字40—150元。如果起印1万册，按千字百元的稿费和10％的版税计算，稿费和版税都是拿1000元，即使有差距，也不会很大。但如果加印5000册，版税可以还按码洋的10％，稿费的支付则是按印数，不能享受码洋的累计百分比。
陈村说：“据我所知有的作品版税已达到15％，我认为10％就满公平的，版税标准是国外通行的，无论对作家还是出版社，利益都比较一致，很合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有的出版社最终印多少本，作者本人不知道。如果连出版社都不知道印数，就比较麻烦了。我有一本书，很长时间了，印数都是6千册，实际上书一直卖得很好，远不止这些，但是没人查核，最终很糊涂。”陈村说，作者在跟出版社商谈时，一般提出至少印多少本，当然作为作家来说印数越多越好。作家和出版社就应该签定出版合同，有些出版社不愿签订，甚至书都发行了也没有取得作者授权。作者搞不懂就会被蒙一下。大家都是合作关系，不要靠你蒙我我蒙你去做生意。本来有新闻出版署定的合同样本，这个合同兼顾了两方面的利益，但有的时候是出版社自己订的合同，所有的权利都是出版社的，作者的权利小、义务大。很多作者糊里糊涂就签了。出版社应该为每一次权利付费，不能全部拿走权利。有些权利对出版社没用但对作者有用，假设要在海外出版，再操作起来就很麻烦。实际上很多作者都不太注意，认为有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就不错了，万一谈不成书也没法出版了。所以在看合同时，作者一定要警惕。
石湾既是作家，又从事出版工作。他说，这几年出版社资金回笼不是很理想，但还是讲信义的，一般都在版权页注明印数，有些不畅销的书印数很少，作者会主动要求不注印数。图书出版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费出版，作者没有版税、也没有稿酬；二是畅销小说，出版之前签定出版协议，通常版税是8％，高的达12％，比如贾平凹的《怀念狼》；有些常销书也超过8％，这些书的印数都会在版权页上注明。凡畅销书，加印前就会把首印的版税结清。一般是销完后支付版税，没有销完的应按已销量支付版税。也有例外的情况。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百年百部优秀作品》，版税都按8％支付。这些书是常销书，不一定非得等销完再支付稿酬。其中有作家提出预支版税，出版社也同意了。有一些书还是要讲社会效益，即使没有盈利，也要出版，并保证版税的支付。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要求起印数达到40万，后来经协商首印了20万册，出版社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没销出去，并且书店也陆续地退回，销量不大。作者一定要按协议结算，后来就一直拖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版税在8％—10％之间，特别好的到10％，没有超过这个比例的。即使是名家的小说集，包括铁凝、刘恒、叶兆言、方方、迟子建等人的小说，版税都是10％。起印数是1万册，实际发行已超过1万册了。
有一些出版社的版税与发行量挂钩，比如起印数1万册，版税为8％，超过1万册版税为9％，超过2万册版税为10％。版税根据印数来定，不作隐瞒。
“不能违背市场的规律”
在互相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版社和作家这对合作伙伴中，既有矛盾，又有友情。老作家高玉宝把出版社比作自己的家，柳建伟说，出版社对我恩重如山。
石湾说，作家主要提起印数、结算方式、时间。也有个别作家提出要预付。不太体谅出版社的困难。中间也有一些合作不理想的，只能表示遗憾。比如钱宁的《秦相李斯》。石湾在《作家文摘》任职时选编过钱宁的第一本书《留学美国》。但是在谈到《秦相李斯》的出版时，钱宁要求起印数为5万册，作家出版社的原则是在协议上不提起印数，因为市场比较难以把握。后来经协商起印数改为3万。但钱宁坚持一次性按3万册付清版税，出版之日即付出之时，不同意出版社提出的等销完再付，结果就没有谈成。石湾只能表示遗憾。但大家都是朋友，又不好勉强。其实如果以作家出版社的实力来做，销量5万册都不止。像这样在结算时间上发生分歧的也还有。作为作者，石湾向出版社提出过什么要求吗？“只要有人给我出版就不错了。自己搞出版，从不跟出版社讨价还价，好说话，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追求，够花就行了。”
黄宾堂认为“谈不成”的情况非常多。作家要价高，出版社支付不了，就谈崩了。比如贾平凹的文集，要求一次起印5万，文集共11卷本，假如1卷30元，这套文集也要300元，作为读者来说肯定会买精品的东西，购买全部文集的情况可能很少。
有很多出版社与作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冯德英的《苦菜花》、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这些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都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支付给作者都是稿费。版税制度改革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动与作者联系，重新签定合同，改成版税。甚至对已故的作家，他们都一并算清交给作者家人。《敌后武工队》重印了11次，每次都标明了印数。黄国营说，作为出版社，应该尊重作家的权利和劳动成果。作者把创作成果委托给你了，是信任你，如果作品有市场，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不能出版社自己有利，而忘了作者。出版社首先尊重作家劳动，作家才会尊重出版社。高玉宝说：“没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没有我的家。”因为双方建立了信任良好的合作关系，冯德英、高玉宝等人把终生版权都交给了解放军出版社。
二月河对出版社的选择相对随意：“最初是谁来要谁就拿走了。河南出版社来要《康熙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来要《雍正皇帝》，来了就拿走了。《雍正皇帝》销得最好，跟电视剧也有关，四、五十万套，盗版的就没法统计了。”至于向出版社提什么要求，二月河说，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后来书多了，选择的余地大了，还是照顾老朋友，不可能说有一分钱和二分钱的，我就给二分钱的，有一万的两万的，我就给两万的，不完全是这样的。选择的标准，一个是出书的质量，一个是发行能力。
柳建伟最早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是出版《北方城郭》。他说：“原来我只是一个普通作者，如果没有当初的编辑何启治的扶持，我就没有今天。中国有能耐的作家很多，没有遇着‘伯乐’的‘千里马’也很多。我有幸遇到了好编辑，使我的书有点影响，不能说踩着别人的肩膀上来，就忘了人家。我一向很尊重这些编辑、出版家，像聂震宁、高贤钧等等，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品质很令我钦佩。包括我认为当代两部最好的作品《古船》和《白鹿原》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觉得利益的成份是次要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和出版社讨价还价。”
出版社和作者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的。金丽红说：“如果作者要的起印数很高，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分析，作者未必了解出版社的市场，所以真诚的交流很重要，一定要有勾通，反复磨合，双方都要听得进对方的理由，互相体谅，从中找到结合点。如果实在讲不通，只能由市场决定，不能违背市场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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